加州長老教會槍擊案挑起了台灣社會的敏感神經。一方面，怎麼看待周文偉，似乎是個台灣社會難解的問題。另一方面，或許許多人感受到情感的連帶，包含我自己，畢竟這是一場針對不特定台語使用台灣人的殺人事件。
周的國籍應該是美國，或許還保有中華民國身份，而他出生在台灣，認同的是中國，其複雜性難以一概而論。同樣的，在北美的台灣移民身份、國籍、認同也是複雜的。台灣島上的人對他們的認識，很有可能不比周文偉多出多少。北美台灣人的移民時間、代數大不相同，他們是懷抱著什麼樣的心情、在什麼情況下離開台灣，或許台語文學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其中的一種處境。
移民海外的台語文學
1990年，有一群移民北美的台語使用者，定期在洛杉磯聚會，練習書寫台文，組成了台文習作會。當時電腦科技正在發展，他們成立台文習作會的目的還包含普及台文電腦，從現在的角度來看仍屬前瞻。隔年，他們發行了台文通訊，一本全台文的刊物。這本刊物有不少描寫台灣生活的短文、小說，有世界名著的台文翻譯版。也有人因為北美就醫昂貴，在上面寫了〈膽結石的秘方〉。（愛莉莎莎？）
台文通訊上的寫作者，大多是在國民黨威權時期離開台灣的，約莫是在「來台大、去美國」的1970年前後。下面會提到的陳雷、胡民祥，分別是在1965、1967離開台灣。馬英九時期台灣人才流失成為一時焦點，時間拉長來看，威權時期人才也是留不住的。是什麼讓人決定離開熟悉的土地？美國固然有拉力，但台灣的推力是什麼？
到了異國，才有了故鄉。胡民祥在〈蟬仔聲〉一文中，描述賓州的蟬很少叫，短促的幾聲，卻讓他想起了台灣。看了這篇散文，我才發覺這種生活中的微小的聲音竟然如此台灣。華文課本裡提到蟬有個別名知了，釋義會寫「因叫聲像知了而得名」。不過，台灣的蟬是不會這麼叫的，中國吳語和華北官話才會把蟬叫做知了。蟬聲勾起了胡民祥一層又一層的回憶，他寫「聽著蟬仔ê叫聲，阮著會想起伊，想起tī熱天ê時，替同鄉會募款，阮做伙tī水邊公園，賣台灣菜丸仔ê往事。」
胡民祥是眾多海外黑名單之一，長年無法回到台灣。在〈阮阿公〉一文，胡民祥寫無法回鄉看阿公最後一面，而思念起在嘉南平原有阿公相伴的童年，學習台灣碼（蘇州碼，在台灣又稱菁仔碼）、捲菸、田洋經驗。到北美求學、工作後的胡民祥，寫信回台灣時，想起幼時自己需要將華語寫的信件翻成台語唸給阿公聽的場景。為了能讓阿公更有臨場感，開始用台文寫作。
去到牆的另一邊
在那個有出境管制的年代，離開和回來都是困難的事。在高度的障礙之下，是什麼讓人願意花費力氣，突破這樣的障壁？
〈出國這項代誌〉描寫敘事者「榕 --á」在台灣的最後一天所經歷的故事，這本身就是個很有張力的時間點。在這最後一天，榕--á要做的事，是買菜粽去看阿媽的墓，那是阿媽生前最喜歡的食物。
想不到去到上帝廟，卻發現賣粽的甘苦伯不在這裡。原來是救國團佔了廟埕，將攤販驅趕他處。這種「乞丐趕廟公」的場景，在台灣的歷史脈絡讀來特別有意思。陳雷寫甘苦伯罵警察段落，「是你搬抑是我搬？你m̄成gín-á，我陳許來上帝廟賣粽ê時，你尿phè-á就iáu未ta！」
找到了菜粽攤之後，榕--á也留下來吃了一顆，畢竟出國之後是很難吃到了。他遇上了甘苦伯的女兒阿珠。在這裡，我們可以看出榕--á對阿珠懷有特別的感情，看來在出國最後一日來買菜粽，可能兼具其他目的。
阿珠和榕--á聊起了出國，陳雷丟出了相當鋒利的對話，阿珠問榕--á，「美國敢有救國團？」
關於為何出國、為何嚮往外面的世界，陳雷用這句話打出一拳。這句話有多種解讀方式，一是在資訊受到屏蔽的台灣，阿珠對美國所知有限。一是阿珠出於無奈之下，故意這麼說來諷刺現況。無論是哪一種解讀，在榕--á聽來，他都知道他要前往的，是一個沒有救國團的地方。
離開之際，榕--á要付粽子錢，阿珠卻不向他收取費用。簡簡單單一個動作，阿珠讓兩人之間產生了一個不隨出國而消失連結。小說最後也寫了多年後榕--á回到台南還錢，故鄉卻是人事已非。這邊就暫不破哏，留給有興趣的人去讀了。
在台灣的空白時間
離開就是離開，是不可逆的。在美國度過時間，在台灣就是缺席，即使回來了，也不可能挽回這種缺席。
這裡，我想借用周婉窈的「empty time」概念。在〈戒嚴下平行世界的大學〉，周婉窈用empty time來反省戒嚴時期的傷害，如果人在成長過程沒讀過台灣歷史，那不只是沒讀過，而是生命中填塞別的東西。關於移民的空白時間，陳雷在〈草地tshuē牛〉中有深刻的描寫。
〈草地tshuē牛〉主要描述敘事者「我」和「牛」兩人成長的對比。「我」住在市內，「牛」生活在草地；「我」是一個乖巧卻不太有創造力的學生；「牛」頭腦靈活，熟知關於鄉土的生活知識，會灌肚白á掠田嬰。
然而，兩人的人生卻往兩條路走去，越來越遠。「我」持續升學，最後得以出國；「牛」的知識和頭腦在體制下無從施展，還怕被點油做記號、被政府機關找麻煩。多年以後，「我」回來找「牛」，原本想要敘舊，卻發現兩人之間已產生了隔閡。「牛」不斷推銷靈芝，聲稱治百病，卻半點也沒想要聊過去的往事。陳雷透過視覺描寫，來帶出現在和過去的轉變，「He亭á腳ê燈火koân-koân暗暗，照著牛kap我，我看伊坐tī椅頭á頂…身軀ê影mā是iáu hiah粗大，m̄-kú牛事實氣色無好，面色有帶黃酸，頭毛花花白一半去」
是什麼讓原本親近的兩人形同陌路，又是什麼慢慢的消磨了一個人的靈光？陳雷沒有給出答案，或許是階級，或許是僵化的升學體制，又或許是因為一個人生活在台灣而另一個在自由的美國。
「我」要離開時，「牛」送給了他一個紙袋，說是治百病的靈芝。上了巴士，「我」才聽到紙袋裡傳來「khi-li-khuh khi-li-khuh」的聲音。「牛」小小的捉弄了「我」，在紙袋裡放了蟋蟀，像孩子一樣的笑著跟「我」揮手道別。乍看之下，那個屬於兩人的過往時光漸漸回來了。最後的場景，卻給讀者心肝刺一刀。
「我」並沒有將蟋蟀帶回家，而是在中途下了車。陳雷描述「我」將蟋蟀放在路旁草埔，看著蟋蟀跳走，在路邊站了一下子，才又回到公車上。或許「我」已經知道，時間是不可能重來，兩人的不同是無法抹滅的。
今日香港明日台灣？
台語文學探討離散，內涵上不只和華語文學有很大不同，其中情境具備普世性，也很有可能是香港未來的預言。
中共對移民的限制越加嚴格，香港離過去那種自由越來越遠。會不會有像「榕--á」這樣的人存在，即使知道離開困難，卻仍然想到外頭去？到世界各地尋求自由的港人，是否也就在香港本土中缺席？或許，他們也會離「更加中國化的未來香港」越來越遠，漸漸和「未來的香港人」產生隔閡。
而在內地化、普通話政策實施底下，一代人經過一代人，粵語文學會不會在香港本土漸漸的無人知曉？過去的粵語歌、粵語電影，會不會從未來香港人的記憶裡慢慢退去？
回頭看台灣，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各種創作，或許也正改變著「媽的多重宇宙」當中可能的「台灣文學未來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