刊載於《幼獅文藝》839期
現代醫療的知識體系和語言密不可分，畢竟，醫療行為就是從訴說和書寫的開始。
大多數病歷書寫的第一行，便是主訴。這是病患來到醫師面前，對於身體症狀的描述。醫師由此開始，逐一鑑別各種可能、推敲診斷。醫學生的時候，教授特別叮囑，要用病人的語言，不能寫dyspnea (呼吸喘)，要寫short of breath(喘不過氣)。
不過對台灣的醫療從業人員來說，聆聽和書寫之間多了翻譯的過程。或許病患說的是「喘袂過來」、「發𤸱」，醫療人員聽取之後，開啟混雜著英語和華語的思考，並記錄下英文。
另外，醫療人員之間頻繁溝通，自然而然形成了語言社群（discourse community），並發展出帶有混成語特色的說話方式。例如用掐水（英語fluid challenge + 華語水），來指稱給大量點滴，用blood咖（culture），來稱血液培養。這些有趣的語言現象，被一些斜槓圖文作家的醫療人員轉化，成為網路上的創作圖文。然而，過去醫療現場的語言風景是如何？今日這樣的語言現象又是怎樣造成的呢？
醫療社群的跨語
和文學一樣，現代醫學也受到語言政策、歷史和權力的影響，這些力量廣泛卻又不易察覺。若將時間拉長，其中差異之大卻又讓人驚訝。從台灣醫誌這本發行超過一百年的本土醫學期刊，便可發掘其中痕跡。台灣醫誌在日治時期創刊，使用日文書寫，夾雜用假名書寫的德語外來語，戰後初期改用華文書寫，之後逐漸有越來越多英文，最後成為一本全英文的雜誌。
一代一代的醫療從業人員，除了和作家一樣，經歷戰前日語戰後華語的斷裂，又多了日常語言、專業語言的分裂。元祖級的杜聰明、鍾信心等人，母語是台語，以日文為主英文為輔的方式思考專業。此後的醫療人員，日常用語仍為台語和其他本土語言，專業思考逐漸使用英語。而後，日常語言又漸漸被華語取代。大學時洪祖培教授的教授讓我印象深刻，彼時已高齡九十的他，用台語、華語、英語三個聲道做著神經學檢查。
回到病歷書寫。主訴，不是要用病人的語言嗎？
「胸坎鑿鑿(tsha̍k-tsha̍k)、心肝頭糟糟(tso-tso)、心頭悶悶(būn-būn)是要想到心臟還是消化器的問題？」這樣的問題，鄭詩宗醫師早已問過。
這之間，並非沒有人努力過，台文館《寫字療疾》展覽中展出的《台灣民俗薈談常用語彙 — 疾病語彙》便是一例。在這件手稿中，吳瀛濤像編撰字典一樣的，條列式抄寫台語語彙和對應華文。其中大多語彙，今日可能很少醫療人員了解了。2020年的一則新聞「獨居老人細菌感染長毛虎 考倒社福人員」，裡頭毛虎，在吳瀛濤的手稿中便能找到，註釋為「生在頸部的腫症」。
去年在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辦的「李梅樹120歲藝術紀念」中，我偶然看見李梅樹長兄劉清港的醫療筆記。筆記封面用白話字寫著「Lâu Chheng-káng」，看見這幾個羅馬字的我大受震撼，同時也想到了另一個同樣讓我深刻的事件。 2013年台大校史館邀請退休的解剖學蔡鍚圭，回到校總區分享森於菟、金關丈夫兩位恩師。即使在蔡教授在解剖學地位舉足輕重，文案上仍寫「這是我第一次在校本部介紹老師，我的國語說得不好，敬請大家多多包涵 ，謝謝！」
比比腳就知道了…嗎
以上多從醫療人員的角度看語言，接下來要將視角移至另一端，從Tulbus Tamapima的《蘭嶼行醫記》說起。
布農族作家Tulbus從醫學系畢業後，以公費醫師身份到蘭嶼服務。他將服務三年多的經歷和思考，集結在這本文集之中。
“「他身體不舒服嗎？」我問翻譯的同事。
「他問我你是不是政府派來的醫生，還問你看病怎麼那麼慢？到底會不會看病？」…
「瑪你蘇達英英嗯？」我以剛學來的達悟問診語言問他。
「喔！你會達悟語，我這裡痛。」他兩手指著膝蓋 ”
在這段〈比比腳就知道了〉節錄段落中，我們可以一窺醫療現場的語言狀況。
語言確實影響了醫療品質，而學會病患的語言不僅能改善醫療，也增進了醫病關係。同一篇後面的段落，翻譯人員和Tulbus說「可他們（之前的醫師）聽不懂達悟語，但手開處方時不會發抖。」
原住民族醫事人員養成計畫引用了健康國民白皮書，指出原住民就醫的三大障礙：經濟障礙、地理障礙和文化語言障礙。不難看出，國家試圖以公費醫師制度來彌平健康差異，也包含文化語言的隔閡。然而，這樣的計劃將原住民族視為同一群體，在教育的過程中，無論專業領域及日常用語都缺乏本土語言資源，醫師只能仰賴翻譯中介或自力學習。
專業人員和病患溝通落差的相關研究，近年受到越來越多重視。紐澳研究發現，原住民語言的使用和振復，可能是健康的保護因子之一。在移民社會的美國，也發現英語熟練度影響著手術住院天數。上述這些研究在解讀時，到底何者為因、何者為果，仍有許多辯論。
醫療的語言、語言的醫療
再來，我們也時常仰賴語言，作為醫療的評估工具。
只要上學術搜尋，輕易就能找到「XXX問卷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」。調查生活品質、篩檢憂鬱或失智、評估症狀嚴重度，這些需要主觀表述的面向，現代醫學往往透過量表和問卷，來取得客觀的科學化證據。這些工具大多由歐美發展，因此，需要額外的翻譯和信效度確認，才能在本土使用。理所當然，我們將之翻譯為「中文版」。
然而，台語是最多人使用的本土語言，也是六成以上老年人的使用語言。我們有過一份台語翻譯或信效度研究嗎？
臨床和研究上較常見的狀況是，這些問卷由施測人員以華語朗誦，或自行臨場為翻譯成台語，代為填寫。這樣填寫出來的結果，學術上嚴謹嗎？評估準確嗎？這些就有賴人員的翻譯能力了。
而當語言成為治療的側重之處時，語言失落又造成更大的問題。 語言治療是一套聚焦在溝通、語言、吞嚥等面向的專業體系。大型醫學中心大多將之設立在復健部門底下，語言治療最常見的情境，除了老年吞嚥困難的訓練外，大概就是中風後的語言復健。
部分中風病人因大腦神經受損，損及語言表達的腦區，或使得部份構音的肌肉無力，這時便需要語言治療師的介入。這類介入並非藥到病除式的治療，也包含減低患者與他人的溝通阻礙、社會的系統性支持。
我曾經在醫院中匆匆經過病房，看見我久久難忘的場景。語言治療師拿著圖案字卡，陪伴著一名中風病患，練習說華語的「花園」、「小狗」等字。但是從這名中風病患的說話方式，可以察覺出是名台語母語者。
或許，在他尚未中風之前，「花園」這兩個字就無法準確發出。
如何再發聲
當一個語言過去長期被漠視，不在國家的教育系統，甚至大多數民眾也以為沒有字的狀況下，要如何重新讓失語的人再發聲呢？
從基礎的語言現代化工程，到培養業人員的語言能力，以及理想的本土語言施測問卷、語言治療，這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單靠醫療系統也難以達成。
回頭過來看文學，疾病身體相關的書寫，是否也因為語言的屏蔽、場域的力量，而忽略了一些視野？直接一點的說，與疾病共存的患者，或許最常用的是本土語言，但我們熟知的文學作品中，用本土語言來構築身體經驗、疾病經驗的有哪幾篇？
這或許就是2022年台灣文學獎台文創作獎得獎作品的可貴之處，這篇〈院之囚，籠中鳥──觀察室五日〉書寫急診室的各種聲音。急診觀察室並非病房，床和床之間僅隔著圍廉，作者林美麗以台語諧音的棺柴室開頭，在這樣的空間捕捉醫療器材的聲音、病痛的呻吟、照護者的故事。既然側種聲音，用台語文書寫更加生動，原住民的華語使用也搜羅在其中。
寫到這裡，我意識到通篇幾乎是問題，而少有答案。這些現象背後，可以看見權力如何無時無刻籠罩在語言之上，語言也無時無刻籠罩在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之上。
詩人林亨泰近日逝世，重讀其著名詩作〈力量〉、〈生活〉，都關注與外在權力抗衡，回歸到個人的發聲。以此延伸，這兩篇詩作也可以用台灣的語言壓抑和反抗來解讀。用這種角度重讀，每個人每一次發聲，都是一種意志的展現，而感以下這段詩句便展現出不同力量：「三五个人講 無定著無啥物 / 但，假使幾萬人 / 幾十萬人 幾百萬人……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