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以前要打去臺北，就算說臺語也沒關係，彼此都能溝通。」
這是元長五塊村的村幹事，在訪談中提到的一句話。前面講到電話設在村辦公室，村民得到辦公室借電話，這些曾聽長輩描繪過。但我卻被最後這一句話打中了。
電話技術尚未進步的年代，五塊村村民尚能和台北溝通。然而，當通訊技術終於普及，所說的話，臺北卻很少人能聽懂了。
這正像是蔡秋桐作品的處境。
當蔡秋桐寫著他的台灣話文，試圖撥話溝通之時，新文學仍屬小眾。讀者大概就是關心文學的核心份子，以及有能力訂閱報紙的知識階層。等到新文學普及了，讀者卻不怎麼能夠接上線。
我也曾經是那個接不上線的讀者。第一次看蔡秋桐是在大學，抓著前衛台灣文學全集囫圇吞棗。那時候我是沒有順序，隨便抓著亂看。朱點人、賴和或許還行，蔡秋桐是裡面最難讀的。每個字都是漢字，但怎麼拼在一起就看不懂了。說故事的方式直接了當，但似乎少了文學的美感，接也接不上線。宥勳之前也寫過類似的經驗，他是高中時就開始讀這套。
不過，當收到浩偉邀請，要選擇一名日治台灣作家「二創」，我心裡馬上想到的卻是蔡秋桐。
蔡秋桐作品難讀，除了文字難讀，還有農業社會生活經驗的缺乏。
這幾年的養成和巧合，讓這條線慢慢接上。學習書寫臺文的過程，對漢字的解讀更有彈性，理解到不少日治時期作家的文字背後，有台灣話文、白話文、和製漢字。今年初，台文館出版《蔡秋桐詩文集》，裡頭針對台灣話文有詳細的註解，不用再讀字猜音，更能享受閱讀小說的樂趣。語言這層困難，就這樣化解。
雖然我在半農半工的路竹長大，阿公彼沿還有在種田。但說實在，已經離農業社會很遠了。小說中的一些旨趣讀起來朦朦朧朧。疫情後第一年的國際書展，遇到中研院《田庄人的故事》套書，在台文有志臉書上看到蕭平治先生的《作田人博物館》，讓我更了解農業社會的人是如何生活，讀小說也就更有趣味。
例如在〈四兩仔土〉，寫主角土哥吃蕃簽湯時，吃到牛屎片。這樣的細節乍讀之下難以理解。若把《田庄人的故事》、《作田人博物館》的拼湊在一起，才發現，原來以前的人會在厝宅養牲畜。稻埕曬稻穀或蕃薯簽時，這些動物的排泄物混在裡頭，也就一起曬乾了。牛屎和蕃薯簽顏色接近，被一起拿進pūn-á 儲藏。後來要拿出來煮，就容易煮到牛屎
這也是蔡秋桐有趣的地方。寫「貧窮」這件事，他不寫土哥如何家徒四壁，偌散赤拄偌散赤，而是把飲食匱乏、衛生條件不佳，寫成了「吃大便的喜劇」
在這裡，我們就可以看到蔡秋桐鮮明的特色。在剾洗、諷刺方面，他絕對是頭等艙鑽石會員。而他對語言的掌握能力，更加乘了他的酸度。
重讀蔡秋桐的過程中，我更能體會到語言、文化的失落是會加乘的。因為語言的斷層，使得我對對農業社會的情境更難了解。而對農業情境的不了解，也會反過來增添撿回這些語彙的難度。
蔡秋桐是個怎麼樣的寫作者呢？
以現在的方式來比擬，蔡秋桐是「阿夸面」和「Ali Wong」的綜合體。他對語言相當敏感，文字具備極佳的語言彈跳能力。日語、台語、北京語，他都能拿來操作諧音哏。
他寫一個保正在過年時送警察大人「烏紗帽」，利用日語「御歳暮」的諧音，寫出保正伯的奉承阿諛。
除了這種具喜感的文字之外，他混用台語、中國白話文，做出相當神奇的韻律和美感。
「乖乖巧巧、正正直直排著列，靜立在大路邊的木麻黃，被那冬夜的風打得施施雪雪、擺擺搖搖。在這樹腳遠遠看見有一個人手提一個包兒，行向衙門去。那個包兒卻被半光半暗的月亮照得不明不白，認不出是什麼東西。」
同一時期，正是「台灣話文論戰」火熱的時候，這個論戰常被後世以後見之明評論「作品少」。蔡秋桐雖然不在論戰上參一腳，卻持續生產，用漢字寫台灣話文。
儘管用「漢字寫台灣話文」，一些蛛絲馬跡透露了他的腔口。他不用常見的「雞母」，反而寫作「圭母」。找來洪惟仁的語言地圖，元長剛好位在泉腔、漳腔交界區，靠西的五塊村，果然屬於泉腔區。
學界有一種說法，認為蔡秋桐後期轉向中國白話文。但我並不這麼認為，反倒覺得〈無錢打和尚〉是個異數，蔡秋桐是在「用你們的白話文，挑釁你們的白話文立場」
〈無錢打和尚〉和其他登報刊載的作品大不相同，是李獻璋《臺灣民間文學集》的一篇，可以說是企劃特別作品。對我來說最大的震撼，是在當中讀到小時候看的電視劇「賣鹽順仔」，在書中被寫成了千年殺的故事（離題）
如果遮去少部分對話，可能會以為〈無錢打和尚〉出自民初中國白話文作家。語法接近現在使用的華語，還有大量北京兒化音，即使現在的作家也很少這樣寫。
這篇故事描述一位富有的父親在死去前，將他的財富密碼化作一句話，當作遺言交給兒子。然而，這個兒子卻一再誤解這句話，落入越來越窮的境地。
細究起來，會發現那句財富密碼，其實是整篇作品裡少有的台灣話。如果只懂華語的話，很難理解這句遺言的雙關。蔡秋桐在這篇作品有意識的操作中國白話文，或許，他想藉此玩弄一下那些鼓吹中國白話文的台灣作家。又或者，用另外一種方式表達台語的失語？
無法施展的農村經濟學家
之前讀王詩琅的作品，訝異於他靈敏的經濟嗅覺。蔡秋桐也具備類似的能力，將觀察到的農村經濟變化，用小說來表達。偶爾，他會寫下作物名稱、價格等細節，這或許是小說（就現在角度來看）沒那麼有趣、有些隔閡的地方。
小說裡的課題，許多是台灣研究的大重點。他寫台灣人的炒地初體驗，從資產上漲、狂歡到泡沫破裂的過程。〈新興的悲哀〉、〈四兩仔土〉，描寫兩個相反的案例，興兄藉由種甘蔗和稻米致富，林大老同樣種甘蔗和稻米，卻陷入貧窮。從矢內原忠雄的《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》、柯志明的米糖相剋論，以及吳聰敏《台灣經濟四百年》，都在一層一層挖掘「種什麼、怎麼種、為何種」的複雜因素。
蔡秋桐還用了三篇小說，來寫日本政府對台灣農村的「屠宰管制」。他為什麼這麼在意屠宰呢？
對於農村貧窮的課題，他提出的解法是「飼豬」。他不只把飼豬寫進〈無錢打和尚〉的財富密碼，還創作了歌詩〈飼豬雙暢〉。然而，屠宰管制讓國家牢牢掌握了豬隻的生產和消費，形同課徵消費稅。
戰後，蔡秋桐和大多台灣作家一樣，受白色恐怖波及，被抓去新店。在那之後，他退出公共事務，成了一個沈默的人。更久之後，有一個人用飼豬的政策，來讓農民脫貧，那就是李登輝的「海豐計畫」。
閱讀蔡秋桐，我心中有許多感動。原來台灣研究、經濟分析和文學，它們可以通通兜在一起。同時，小說也衝擊了過去我對歷史的認識。從後見之明來看，嘉南大圳、現代醫療公衛政策，都為台灣帶來長足的進步。但在蔡秋桐的作品裡，他著重在這些政策的犧牲。如果重來一遍，可以怎麼樣將這些犧牲最小化呢？
要怎麼將這些軟的硬的，台語的農村的，以往的遙遠的事物，傳達給讀者呢？
蔡秋桐已經用他自己方式，寫下了台灣話文。因此，我為自己設下條件，要有蔡秋桐想要寫下的、他最熟悉的語言，臺語。為了軟化硬議題，採取了微物之神的書寫策略。在鄉村，人是那麼渺小，影響著人的，是時代、是豬隻、是神明。
這次讀蔡秋桐的作品，看到其中的今昔對比，也讓我有許多感慨。小說寫嘉南大圳完工前，農民用打井來獲取穩定水源。嘉南大圳完工後，農民就較少打井了。但一些研究指出，戰後水利會功能弱化、水圳失修，反而又讓農民走回打井這條老路。
國小畢業的蔡秋桐，為了讓五塊村的孩子不必走遠路上學，捐出了族地，在戰後成立信義國小。然而，信義國小的網站顯示，去年只有兩名畢業生，不曉得未來會不會廢校。
《一百年前，我們的冒險》當中這篇〈在小說的土地上輪作〉，是我對蔡秋桐作品的理解，以及重回那個時代、這塊土地的嘗試。希望我是一個好的接線生，好的翻譯者。感謝浩偉和台灣文學館，促成這個機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