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早期的診療相關著作中，最廣為人知的大概是〈臨床講義：關於臺灣這個患者〉。在這篇短文中，蔣渭水套用了醫療書寫的體例，以台灣做為對象進行診療。這種近乎諧擬的手法，背後展現了現代醫學的「診療邏輯」，從主訴做為問題開端，接著觀察現症、上溯過去病史，綜觀種種線索給予診斷、開立處方。
〈臨床講義〉提供了我們理解診療書寫的切入點。自從「診療」這個概念隨現代醫學傳入台灣，便和書寫產生了交互作用。直覺上來想，「診療書寫」是以診療者角度出發，書寫診療過程和經驗的文本。不過，寫作者經常利用診療，來達成象徵、批判等不同效果。因此無論寫作者身份為何，只要文本中帶有診療邏輯或經驗，都可以被視為「診療書寫」。
馬偕在《台灣回憶錄》的〈醫療工作及醫院〉留下不少在台行醫的紀錄。有趣的是，他花了相當大篇幅描繪台灣漢人的醫療方式，諸如用齒垢醫治外傷、狗肉醫治消化問題。馬偕藉由民族誌式的書寫，一方面試圖理解台灣社會中的醫療，那是一種結合宗教、民俗和舊慣的行為；另一方面，則反思自己的現代醫學技術在台灣社會的意義。
日治時期，殖民政府為了現代化的治理而開啟醫學教育，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成了第一批被賦予診療邏輯的台灣人。診療邏輯的思考方式建立在經驗論（empiricism）和歸納（induction）之上，用來解決個體疾病、提升公共衛生。蔣渭水卻透過書寫，試圖用診療邏輯來啟蒙台灣社會，這或許是殖民者想也沒想過的「副作用」。
診療邏輯與寫實主義的契合
賴和、楊逵兩人同樣將社會做為診療對象，書寫策略上卻大不相同。賴和〈蛇先生〉利用民俗醫療和西醫的衝突，剖析病理機制一般地剖析社會病症，透過書寫展現從眾行為、安慰劑效應和倖存者偏差。不過，賴和不輕易下診斷，也沒有自信地開立處方。比起來楊逵大膽了許多，他用小說捕捉疾病的社會成因並給予診斷。〈生意不好的醫學士〉、〈無醫村〉、〈毒〉都將個案的病症連結到社會問題。
例如在〈毒〉這篇，起頭是個醫師治療花柳病病患的故事，醫師持續追溯感染源，上溯到強暴病患老婆的老闆身上，以此來象徵資本主義的毒害。這種將個案連結到公共議題的特質，從現在角度來看正是社會學想像。而這種觀察、歸納的診療邏輯，也和寫實主義追求客觀描述的精神不謀而合。楊逵擅長結合寫實精神與診療邏輯，可說是運用診療說故事的能手。
殖民體制下，醫師是台灣人僅有的幾個晉升管道之一，王昶雄觀察到此一現象，在〈奔流〉中寫下「沒有比本島人對醫師的盲目的憧憬，更淺薄的了」。戰後國民政府帶來威權統治，像楊逵這種疾病來比喻社會問題的作品難以出現，遑論要實現「今後的本島人，既可做榮譽的軍人，也可做官吏，開拓藝術之道也可以」這樣的情景。
醫療技術和人的關係
不過，以個案見社會的書寫並未就此消失。布農族出身的拓拔斯‧塔瑪匹瑪（Topas‧Tamapima）於1987年起至蘭嶼擔任衛生所醫師，期間的見聞集結成 《蘭嶼行醫記》出版。當中的〈因為老邁〉，書寫病患困於貧窮而無法就醫，醫師往診時只能開立死亡診斷，和楊逵〈無醫村〉有驚人的相似。
《蘭嶼行醫記》透過醫療行為見到達悟社會，族群接觸的經驗書寫至今來看仍然珍貴。拓拔斯清楚察覺自己處在尷尬的位置，他一方面是國家公衛體制的延伸，一方面從醫者身份觀察到健康不平等和國家有關，輸入蘭嶼的貨幣經濟看似是等價交換，卻隱藏來自大島的剝削。
〈沒卵頭家〉同樣寫島和島之間的權力關係，從村民角度來看外來的診療者。1987獲得首屆聯合小說新人獎時，李歐梵認為當中刻畫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，現在看來刻畫的是如〈蛇先生〉相似的前現代社會。小說中離島與本島、醫師和民眾的位階，被不少評論者認為帶有政治意涵。這樣的解讀雖然未必和文本貼合，但仍讓我們看到，診療關係的詮釋空間可以如此多元。
王拓在〈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〉將城鄉差距更銳利的展現出來，當體制問題沒有解決、資源不斷向城市輸注，個人的理想只能待時間消磨。上述這些診療書寫都與醫療技術的特殊性有關，醫療技術由中心向邊陲傳播，使得生命的價值出現落差。在資源缺乏的地方，生命好像比較無關緊要、沒有價值。
台語文學中的特殊案例
如開頭所說，寫作者經常利用書寫診療來達成不同效果，台語文學在「利用診療的方式」這一方面，拓展了台灣文學的面貌。陳雷〈死人犯〉中描寫一個母親為子求醫過程。不過，這名孩子是名死刑犯，母親求醫是為了找尋不同的處刑方式，來達成孩子不要被槍殺的願望。獄醫向母親收取了注射費，後來卻為了要變賣死刑犯的腎臟，仍然槍殺處死了這名孩子。
在所有診療場面中，胡長松〈槍聲〉是最具張力的其中之一。這篇短篇小說書寫牙醫師為病患診療的場景，然而醫師、病患兩者身份皆特殊。牙醫師許正雄的父親剛在鎮壓中被槍殺，病患則是鎮壓者彭孟緝的母親。彭老夫人躺在診療椅上，任由許正雄處置，權力關係短暫的翻轉。這樣的場景也挑戰著倫理的邊界，醫師理應一視同人的醫治病患，但包含殺害至親的人嗎？
多元的診療經驗及大眾化
醫療職涯體系中的軍醫、公費服務、外交替代役，使得診療者得以脫離原本的階級、環境，置身台灣乃至於世界各國接觸異文化，上述《蘭嶼行醫記》也可算在其中。這些經驗有了多樣的成果，《愛呆西非連加恩》側重慈善模式。陳克華《無醫村手記：重回靜浦》診療書寫的成分較少，聚焦在個人內心抒情，可視為以診療為外衣的抒情散文。
醫療從業者身份的特殊性，加上身體和保健的知識需求，使得診療經驗在市場上受到歡迎，形成一個不容小覷的類別。或許可以就書籍性質，初步將「保健工具書」和「診療經驗寫作」區分開來，不過許多書籍同時書寫診療經驗、具備普及醫療知識的功能，有些敘事手法也是「文學的」。
《萬物皆有裂縫》刻畫住院醫師養成階段，一個醫師如何面對改變和建立醫者的認同，用所學的精神醫學反思自己的生活。《遠足：社區醫學與職場實踐》則是楊慎絢對環境職業醫學（簡稱環職）生涯的回顧。關於環職的書寫在台灣相當罕見，楊慎絢在書中展現他如何運用環境考察和文史知識，發展自己行醫的方法。
時至今日，醫療場域儘管高度專業化、分配不均的現象稍有改善，診療仍有社會面向尚待處理，許許多多的個案集結成新的社會議題。林靜儀《診間裡的女人》從診療現場讓我們看見仍然不自主的女性身體，《讓傷痕說話》則從會談中寫下LGBT們的人生和社會處境。《我們都要好好的：無人知曉的獸醫現場》從分享執業過程試圖喚起社會對陪伴動物的重視。
診療在大眾和類型的作品中也扮演一定角色。由於診療過程和推理具有相似結構，在北美已發展出醫療推理類型，台灣閱聽人較熟悉的有影視作品《麻醉風暴》。二十年前的《白色巨塔》和最近的《急診室的奇蹟》，則都處理了醫院場域內的權力關係，露出醫師個人在組織中的位置。
過去診療經驗的作品職類大多侷限於醫師，這或許是因為在專業分工上，醫師較大程度掌握診療過程。更多職類的醫事人員投入書寫，或許能夠讓人在照護、康復的面向更加完整。在小說方面，除了繼續挖掘新形式，醫療推理和大眾小說還有大片空間可發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