斯卡羅上映後，河道上出現許多考據細節，以及「如何呈現原住民」的討論。這裡先不談影視作品，把對象聚焦在小說上，整理一些創作上的難題。這些難題不只考驗寫作者的技術，也與殖民、族群關係息息相關。在這方面，Nakao Eki Pacidal的論述讓我學習不少
大部分的時候，寫作者身份並不不會影響作品太多，但在「和族群有關」的小說中，卻不是如此
過去並非沒有「漢人書寫原住民題材小說」的例子，例如葉石濤的〈西拉雅末裔潘銀花〉、胡長松〈金色島嶼之歌〉、陳雷〈鄉史補記〉。在這樣的狀況下，如何「構」更是一大課題，並牽涉小說視角。將視角簡單區分，可以分做：
- 以原住民族角色為第一人稱視角
胡長松《金色島嶼之歌》開頭就宣稱了「我是Lamey，金色島嶼的囝」。這樣的寫作方式難度恐怕是難度最高的了，寫作者不只需要組織史料，也要重建原住民族角色的情感、世界觀
在組織史料方面碰上的難題，便是大部分的史料由殖民者所寫。史料極度仰賴文字，在這方面，殖民者已經佔了上風了。能夠保存下詳盡資料的，往往是有較多資源的權力上位者，例如荷蘭人。寫作者也許能夠以後來的研究和自身的邏輯，來判斷這些史料背後的殖民者偏見。但這仍然無法解決「缺乏來自原住民方觀點的史料」此一問題。更別說漢族寫作者更難取得口傳資料
Nakao Eki 關於殖民者史料與小說的探討：潘朵拉的檔案之四
重構情感和世界觀更是高風險的技術。一個漢族的寫作者，能夠做的只有盡其所能去同理和接近一個原住民角色的心理活動。對於現下的原住民來說，被殖民的歷史不僅僅是歷史，或許也和當今的處境、感覺結構互相牽連，這和漢族寫作者所在的社會位置是不同的。在情感的構築時，若做得怠慢，往往會複製當今權力不對等的感覺結構，這便是僭越了
《金色島嶼之歌》的案例極其特殊，Lamey這族已經不存在了。情感重構的危險較低了一些，留下來的空白使得寫作者能夠運作的地方更多。而由誰來重構，很哀傷的已經無差別了
- 以漢族角色為第一人稱視角
這是最保險的作法了。雖這樣小說可以反映出殖民者的懺悔（或不懺悔），也會因先天的限制，而很難宣稱作品能呈現出原住民族的世界
- 全知視角
這是《魁儡花》所採取的手法。表面上，全知視角似乎中立理性，然而，價值判斷是無法真正留白的，留白也一種立場
更別說，小說是建立在角色關係、以動機推動的敘事系統。小說怎麼描現漢族角色和原住民族角色的關係？是什麼推動著這些角色行動？這是很難完全迴避的
可以看出，《魁儡花》以儘可能的考據，來實構「羅妹號事件」。而虛構的最大部分，便是「蝶妹」。原客混血這樣的角色設定，隱藏著作為族群之間溝通橋樑的潛力。然而，是否能夠真正溝通？這兩股力量在蝶妹心中有什麼掙扎？蝶妹的情感世界是怎樣的風貌？她眼裡的山海是怎樣的風景、反射出怎樣的內面？這些問題若沒充份回答，也就只能糾纏於細節考據了。這些課題和未解之題，是可以《魁儡花》這個案例讓我學到的東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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