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載於《聯合文學》雜誌393號，2017年8月
台灣現代歷史小說存在感同時很重又很輕。從鍾肇政的《臺灣人三部曲》開始，到李喬《寒夜三部曲》、施叔青《臺灣三部曲》、東方白的《浪淘沙》，本土作者前仆後繼，動輒百萬字，採用三部曲大格局，拿在手上極具份量，曾是不少人的台灣意識啟蒙讀物。然而到了現在，許多讀者只聞大作之名，少有人有能耐看完這些大部頭作品，存在感似乎又很輕。
從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面世的短短五年內，陳耀昌交出了《傀儡花》、《獅頭花》（又名獅子花1875）兩本二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，也投向了三部曲的行列。作品連續斬獲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、新台灣和平基金會歷史小說獎。在這之前，他是台大醫學教授、血液科權威、法醫所創立者，也曾參與黨外運動擔任民進黨藉國大代表，顯現出他驚人的先驅性格。
訪談時，他隨手拿著智慧型手機，看到什麼就用手機拍下來，想到什麼就上網google，重度成癮的程度不像典型的資深教授。他秀給我們看他的相片圖庫，竟然存了兩萬多張，大部分是他考察過的歷史場景、資料。說起自己過去的事，他總是清楚標出年份；談到書中的大眾廟、原住民部落，他很快就能從圖庫中找出證據。大腦彷彿內建絕對時間的記憶，手機又好像是他的外接大腦。
但是，他同時準備了一疊備忘錄放在桌上，隨時寫下他想到的。「我不會用word，這幾十萬字都是手寫出來的」，他說。
陳耀昌出生在1949年這個有趣的年份，家裡是府城大家族，參與陳德聚堂廟務，陳德聚堂是有三百餘年歷史的陳氏家廟。父親留學九州返台行醫，母親則留日念藥理。他隨手就從皮包拿出母親的名刺（名片），薄薄的小卡上地址印著「高雄州」。深厚的家學讓陳耀昌家裡有整櫃的禁書、黨外雜誌、岩波文庫，儘管家中不談政治，他也從大人的面色和書中懂了一些什麼。他看書速度快，高中畢業前就把家裡的中文書看過一遍。不過他不會日文，就沒接觸日文書了。副刊的連載小說他也看，最喜歡的是南宮搏的歷史小說，對於史料的掌握和翻案，就受到南宮搏的影響。
「我的歷史小說寫的是歷史。」他直接了當的這樣說。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卷首就題下「台灣留下歷史，為歷史記下台灣」。他的寫作意圖明確，把重心放在記錄過去，並透過小說正三觀（史觀、族群觀、國際觀），儼然有代替歷史課本的野心。這幾本著作把時間放在荷治、清治時期，和大部分歷史小說將時空設在日治以降有很大不同。在這些時代，台灣島上的住民未有全島一體的意識，陳耀昌呈現出族群的交會。他大量採用非漢人女性角色，企圖呈現原住民、荷蘭人的視角，表現面對外來力量和其他族群時會採取的行動。然而在政權頻繁更迭、歷史記憶長期被壓抑的台灣，找尋這些痕跡並不容易。
身為考據控的他，面對歷史裂縫和空白的方式是「來互相傷害」。他總怕「不符合史實」、「被質疑」，用盡所有方法找出史料和證據。他靠一己之力踏查歷史事件發生的場景、翻找文獻，從台南四草到南橫女乃山都親自走透透。依照這些史料，他建立出和過去官方歷史相異的說法，也指出了許多民間歷史的誤傳。陳耀昌家族就認為陳德聚堂為陳永華故宅，自家是陳永華後裔。當成大歷史教授指出，陳德聚堂的祖先牌位將陳澤、陳永華混為一人，引起了家族的反彈。陳耀昌進一步查證，發現陳永華為泉州人，陳德聚堂內卻供奉開漳聖王，祖先極可能是陳澤而非陳永華。整個家族的錯誤記憶，埋下了陳耀昌的寫作動機，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便是以陳澤為主要角色所寫下的。
陳耀昌也說，遺留下來的文獻大多以漢字為主，原住民各族語由於文字系統不發達少有資料，重建原住民中心的視角並不容易。庶民的閩南語、客語資料也不多，要透過有形有體的記錄發掘庶民觀點也有困難。無論再怎麼考據，到最後還是碰到必須虛構、詮釋的時候。
這些作品堆疊了陳耀昌多年以來的考據結果。然而歷史不只是無始無終、沒有高潮迭起的年份事件列表，也不只是過去留到現在的遺跡。歷史不可避免地加入環境景觀、人類行動、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敘事性，來解釋事件的意義和連貫性。而相較於歷史，歷史小說的敘事性可以佔有更大比重，或用角色來推動故事，或用不同美學形式來引起讀者興趣，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增刪物件、人物，揣想當時的處境。
陳耀昌的小說反其道而行，將歷史證據擺在第一位，對不同世代的讀者或許有不同效果。對學校教育欠缺台灣史的一代來說，可以滿足對台灣的好奇心，補足台灣史的空白。但對青年世代來說，書寫方式或許又太接近教科書。小說雖然動用大量的考據細節，來增強時代背景的說服力。然而虛構與詮釋並沒有辦法單靠考據細節造就，人物的行動和情感仍有空間可以發揮。
「有人說歷史小說裡頭歷史只是背景，重要的是故事。但我卻認為歷史才是主角。」陳耀昌這麼說。也有讀者向他反應小說「字太多、材料太多」，但他希望這些被誤傳的歷史、新發掘出來的文獻，可以透過小說傳下去。《傀儡花》書寫的大場面戰役、行軍，陳耀昌更是親自走過，在小說中再現了這些磅礡的視覺，希望能有相關的影視作品。他目前做完了材料收集，打算接續《傀儡花》、《獅頭花》，完成三部曲的最後一朵花。
在過去，歷史長期被官方壟斷，本土記憶也受到壓抑，歷史小說、家族史是用來抵抗失憶的一種方式。隨著台灣研究興起，台灣史進入學校教育，黨國的中國中心歷史漸漸被鬆動，讀者也比以往具備更多基本認識。政治環境也讓接觸歷史素材的門檻降低，近年許多史料翻譯出版，讓陳耀昌書寫小說時有了更多工具。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便仰賴中文版熱蘭遮城日誌做參考，書寫《傀儡花》時也剛好有了英文版李仙得台灣紀行。從另一方面來看，歷史小說不再是接觸本土歷史的少數管道，電影、網路、歷史普及文章也競爭讀者的目光。歷史小說或許可以稍稍卸下紀錄過去的責任，和歷史專業一起向前推進，鎔鑄更多小說技巧和閱讀樂趣，連結當今讀者和歷史。
現在或許是書寫歷史小說最好的年代。除了歷史專業的支援，也不乏各類獎助如星雲獎歷史小說獎、新和平基金會歷史小說獎。作品豐富多樣，有融合口傳歷史和巫覡文化的巴代、新一代作家邱致清的《水神》、 朱和之的《樂土》。這些作品都為台灣的過去蒐集了不少素材，建築了一種面貌。接下來的歷史小說，或許可以脫離大部頭和三部曲，採取更大膽的敘事、更天馬行空的想像，試著建立現在和歷史的關連，甚至退一步用小說來回答「歷史是什麼？」
